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叶公超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叶公超以文学批评名称一时,他的多数作品完成于1926—1940年。这段时间他在上海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其中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间最长。叶公超不是闭目塞听的学者,他站在现代文坛一线,先后任《新月》、《学文》、《文学杂志》等刊物的编辑和自由撰稿人,这些刊物所聚集的文人集团,文学史上或命名为“新月派”,或命名为“京派”,因此叶公超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从新月同仁到清华学人的动态历程。

《艾略特文集》五卷出版,翻阅书页,触发我想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些诗文人事,连绵蜿蜒到今天,已经是历几代人而起起伏伏了;却都如在眼前,萦绕不去。
一九三〇到四〇年代,孙大雨、卞之琳、赵萝蕤等均从艾略特那里得益
一九二八年,徐志摩在《新月》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一首题为《西窗》的诗,这首诗有一个引人瞩目的副标题,“仿T·S·艾略特”。如果我们今天感到有些诧异,那也是正常的反应,因为这两个人的诗风、气质和精神,实在不是一种类型。
但倘若你以为那个年代“幼稚”的汉语新诗里就不可能出现T·S·艾略特式的创作,就可能犯了一般推论的毛病。一九三〇年间,孙大雨在纽约、俄亥俄的科伦布和回到中国初期的日子里,雄心勃勃地写出了将近四百行长诗《自己的写照》,虽然没有完成原计划的一千余行,但已经非同凡响。长诗的主角是现代文明的巨子、庞杂而畸形的纽约,诗中各种相异的力量互相冲撞,又彼此缠绕;现代世界真正的奇异和神秘,深藏和活跃在杂乱无章的日常情景之中。T·S·艾略特后来说他从波德莱尔那里得益,主要在于这样的启发:“他写当代大都市里诸种卑污的景象,卑污的现实与变化无常的幻境可以合二为一,如实道来与异想天开可以并列。”孙大雨从T·S·艾略特那里得益,差不多也可以这样描述。《自己的写照》诗行的推进,模拟飞驰在黑暗中的地铁节奏,而“大站到了,大站到了”的催促声,不由使人联想起《荒原》中的“时间到了,请赶快/时间到了,请赶快”,异曲同工地泄露出川流不息的知觉所意识到的现代时间带给生命的压抑和紧张,人在无限增长的速度中迷失自己。不过,孙大雨的诗似乎出现得太早,对于一九三〇年代初的中国诗坛来说,还没有充分准备好接受和理解这样令人不知所措的创作。一九九三年,我的老师李振声写《孙大雨钩沉》,虽然无从弥补历史的遗憾,但发掘遗漏重新阐释,多少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年代一个年轻的中国诗人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强烈回应。
一九三一年徐志摩在北京大学上英诗课,讲浪漫主义,特别是雪莱,底下一个学生卞之琳听的感觉是,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徐志摩不幸飞机遇难,代替这门课的叶公超别开生面,大讲现代主义诗歌。后来叶公超还让卞之琳翻译了T·S·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的才能》,发表在一九三四年的《学文》创刊号上。卞之琳坦言,现代主义的诗歌和诗论,影响了他三十年代的诗风。
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赵萝蕤,听过美籍教授温德详细地讲解《荒原》,一九三六年底戴望舒听说她试译过《荒原》的第一节,就约她把全诗译出,由上海新诗社出版。叶公超写了一篇序言。卢沟桥事变前一个月,赵萝蕤在北京收到样书。这本书计印行简装三百本,豪华五十本。多年之后,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日,T·S·艾略特请赵萝蕤在哈佛俱乐部晚餐,送给她两张签名照片,两本书:《1909-1935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前一本的扉页上,写着:“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晚餐后T·S·艾略特为赵萝蕤朗读了《四个四重奏》的片段。他希望她能翻译这首诗。
西南联大时期,现代诗唤起一群青年人互相呼应的现代感受与文学表达
从赵萝蕤和卞之琳各自的初始接触现代主义作品、接受其影响从而进行研究、翻译或创作的个人经验,我们多少可以遥想一下当时清华和北大讲授西洋近现代文学的情形。后来,这样的情形就渐成气候,它把尚嫌孤立、微弱的个人经验连接起来,唤起一群青年互相呼应的现代感受和文学表达。这一时期,就是这两所学校和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时期,在讲授传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方面特别应该提到英籍讲师燕卜荪的《当代英诗》课。
从当年的学生王佐良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燕卜荪讲课的方式:“他只是阐释词句,就诗论诗,而很少像一些学院派大师那样溯源流,论影响,几乎完全不征引任何第二手的批评见解。”这样做的结果,就逼迫他的学生们“不得不集中精力阅读原诗。许多诗很不好懂,但是认真阅读原诗,而且是在那样一位知内情,有慧眼的向导的指引之下,总使我们对于英国现代派诗和现代派诗人所推崇的十七世纪英国诗剧和玄学派诗等等有了新的认识。”联大的青年诗人们,“跟着燕卜荪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又读狄仑·托玛斯的‘神启式’诗,他们的眼睛打开了——原来可以有这样的新题材和新写法!”“当时我们都喜欢艾略特——除了《荒原》等诗,他的文论和他所主编的《标准》季刊也对我们有影响。”周珏良也回忆道:“记得我们两人都喜欢叶芝的诗,他当时的创作很受叶芝的影响。我也记得我们从燕卜荪先生处借到威尔逊的《爱克斯尔的城堡》和艾略特的文集《圣木》,才知道什么叫现代派,大开眼界,时常一起谈论。他特别对艾略特着名文章《传统和个人才能》有兴趣,很推崇里面表现的思想。当时他的诗创作已表现出现代派的影响。”在王佐良一九四七年为评介他的同学穆旦的诗歌创作而写的英文文章里,深切而动人地描述了初始接触现代主义文学时青年人那种特有的兴奋和沉迷:“这些联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略特与奥登。也许西方会吃惊地感到它对于文化东方的无知,以及这无知的可耻,当我们告诉它,如何地带着怎样的狂热,以怎样梦寐的眼睛,有人在遥远的中国读着这二个诗人。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伸入夜晚: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
“最好的英国诗人就在穆旦的手指尖上……”穆旦是这些青年诗人最杰出的代表
西方现代诗击中了这群青年人在动荡混乱的现实中所感受的切肤之痛,并且磨砺着他们对于当下现实的敏感,启发着他们把压抑着、郁积着的现实感受充分、深刻地表达出来。也许可以这样说,对于那些青年诗人而言,真实发生的情形并不是西方现代主义手法和中国现实内容的“结合”,却可能是这样的过程:他们在新诗创作上求变的心理和对于中国自身现实的个人感受,在艾略特、奥登等西方现代诗人那里获得了出乎意料的认同,进一步,那些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使得他们本来已有的对于现实的观察和感受更加深入和丰富起来,简而言之,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使他们的现实感更加强化,而不是削弱;同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自然地包含着把现实感向文学转化的方式,从而引发出他们自己的诗歌创作。
这群人当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穆旦。“最好的英国诗人就在穆旦的手指尖上,但他没有模仿,而且从来不借别人的声音歌唱。”他以“非中国”的形式和品质,表达的却是中国自身的现实和痛苦,他“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又折磨人的心情”。这种奇异的对照构成了穆旦的“真正的谜”。
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穆旦与一个学诗的青年的通信,解释自己年轻时候的创作,说过这样的话:
其中没有“风花雪月”,不用陈旧的形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来写它,而是用了“非诗意的”辞句写成诗。这种诗的难处,就是它没有现成的材料使用,每一首诗的思想,都得要作者去现找一种形象来表达;这样表达出的思想,比较新鲜而刺人。
“非诗意的”这几个字大有讲究。“非诗意的”辞句,从根本上讲,是源于自身经验的“非诗意”性。诗人在转达和呈现种种“非诗意的”现实经验的时候,是“没有现成的材料”可以使用的,正是在这样的地方,要求现代诗的发现和创造。穆旦说,“诗应该写出‘发现底惊异’。”把穆旦的这段话和T·S·艾略特一九五〇年一次演讲里的一段话相对照,会惊讶于两个人之间如此相通:
新诗的源头可以在以往被认为不可能的、荒芜的、绝无诗意可言的事物里找到;我实际上认识到诗人的任务就是从未曾开发的、缺乏诗意的资源里创作诗歌,诗人的职业要求他把缺乏诗意的东西变成诗。
一九四九年,穆旦在经历了大学毕业后九年的各种生活之后,赴芝加哥大学读英文系研究生。我曾经特意在芝大查找并复印了穆旦的成绩单,看到成绩单上排在最前面的那门选课,我笑了:T.S.ELIOT。
一九五三年回国之后,穆旦变成了一个翻译家,翻译雪莱、拜伦,特别是从俄语翻译普希金。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大概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他偷偷翻译青年时代喜爱的现代诗,主要是T·S·艾略特和奥登,留下一部译稿《英国现代诗选》。辞世前一年多的时间里又偷偷创作起诗来,恢复成一个诗人。我有时会想,穆旦晚年诗歌创作的迸发,也许就和他翻译现代诗有着隐秘的关联,翻译启动和刺激起了他重新写作的热情。当然,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之后,晚年的穆旦所理解的T·S·艾略特,晚年的穆旦所写的诗,已经和青年时代不同了。
夏济安仿《荒原》作《香港——一九五〇》,学生白先勇再作《香港——一九六〇》向老师致敬
一九五〇年,曾经在西南联大和北大任教过的夏济安短暂栖身香港,写了一首诗。时隔八年之后,才拿出来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题目是《香港——一九五〇》,还有特意加上的副标题:“仿T.S.Eliot的WasteLand”。夏济安写了篇后记,对这首诗详加解释,坦言“我是存心效学艾略特的”,得到的启示主要在于,两种不同节律的对比运用:诗的传统节律和几乎毫不带诗意的现代人口语的节律。此外就是,避居香港的上海人,是把香港看成“荒岛”的,可以模仿《荒原》来表现一般上海人在香港的苦闷心理。还有突出的一点,这首诗的“戏剧性”或称“叙事性”成分远远超过“抒情性”。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的陈世骧专门写了一篇《关于传统·创作·模仿》,称这是一首相当重要的诗,“其重要性在于其为一位研究文艺批评的人有特别意识的一首创作”,“明显的方法意识,在我们这一切价值标准都浮游不定的时代,总是需要的。”
《文学杂志》的大本营是台大外文系,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〇年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大大启发了当年外文系的学子们,从中成长起一代作家和文学学者,早已书写进台湾文学的历史。一九六四年,白先勇尝试以意识流的方法叙述香港这座“荒岛”,题为《香港–一九六〇》,以小说的形式向他的老师夏济安的诗作致敬,隐含着的对话文本是《香港——一九五〇》,那么也就不能不和《香港——一九五〇》对话的《荒原》发生又一层对话关系。师生二人作品的关联,环环相扣,其中有《荒原》这个重要的环节。
沉迷于艾略特的诗,八十年代文青们的记忆
几年前,我和严锋在法国旅行,火车上对坐闲聊,严锋兴起,背诵了很多诗歌。普希金的《致大海》,雪莱的什么诗,都曾经传诵一时。忽然他用英文背诵,风格骤变:
Let us go then,you and I,When the evening is spread out against the sky
Like a patient etherised upon a table;
我说,T·S·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他也许是明知故问,你怎么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我说,那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年代啊,八十年代,T·S·艾略特的诗让多少文学青年沉迷。记得吗,那时候袁可嘉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是用车拉到复旦校园去卖的,中午的食堂前围了一群人抢购。袁可嘉选T·S·艾略特的诗,《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用老同学穆旦的译文,《荒原》是赵萝蕤重新修订的译文。后来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里有了裘小龙等翻译的那本厚厚的《四个四重奏》,我好几个同学有一阵子都书不离手,不断地在书页上划条条杠杠、波浪线、三角符号。
当严锋的英文一句一句传进耳中的时刻,我脑子里很自然地转换成了穆旦的汉语译诗。当然,这也是因为,我熟悉和喜爱穆旦——
那么我们走吧,你我两个人, 正当朝天空慢慢铺展着黄昏
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 我们走吧,穿过一些半冷清的街,
那儿休憩的场所正人声喋喋; 有夜夜不宁的下等歇夜旅馆
和满地蚌壳的铺锯末的饭店; 街连着街,好像一场讨厌的争议 带有阴险的意图
要把你引向一个重大的问题……

一、文章新月篇,犹念志摩才

《新月旧拾——忆徐志摩二三事》是叶公超的绝笔之作,发表于1981年11月19日中国台北《联合报》副刊,第二天叶公超与世长辞。这篇文章对了解文学流派“新月派”或者刊物《新月》运作情况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叶公超之所以对徐志摩念兹在兹,因为《新月》算是叶公超立足文坛的起点,而徐志摩扮演了他的引路人。1928年3月,叶氏在《新月》创刊号发表《写实小说的命运》,这是他献给《新月》的“第一炉香”。1933年3月在《新月》第4卷第6期发表《论翻译与文字的改造——答梁实秋》,同年《新月》第4卷第7期终刊,前后历时5年,叶公超在《新月》发表了24篇作品。

总的来看,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涉及小说、诗歌、散文、书评、期刊评论、翻译等,其中以书评最多,诗歌评论次之,小说评论又次之,识见深刻,表达平易,文风朴实,简洁耐读。他的文学批评中外并重,侧重文坛最新动态和作品,时代感突出。比如,《英勇的新世界》和《浦利斯特利散文自选集》分别是英国1932年出版的讽刺小说集、散文集,叶公超几乎同步把它们介绍到《新月》。又如,叶公超对美国《诗刊》一则微不足道的启事感兴趣,这则启事是1932年6月刊出的,叶公超从启事中读出了美国诗坛的新动态,然后把它介绍到国内。如果没有敏锐的洞察力,就不会有这种批评文章问世,可见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是敏锐的。

1928年秋到1929年夏,叶公超在上海暨南大学担任外语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和同在上海的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余上沅等交往颇多,所以写稿有15篇;1929年下半年叶公超、徐志摩、胡适先后离开上海来到北平,闻一多、梁实秋被杨振声聘为青岛大学教授也离开了上海,《新月》颓势明显;1930—1931年罗隆基主编《新月》,侧重时政评论,叶公超没有写稿;1932年叶公超写稿多达8篇,其中第4卷2、3期合刊出版,他作为主编,《新月》又回到“健康与尊严”的纯文艺的路子,可见叶公超坚持文学批评的纯正性。

作为新月同仁,叶公超不仅是《新月》杂志的撰稿者和编者,而且是新月书店的持股人之一,他在新月书店出版过专著。新月书店出版的各类学术、文学书籍近百种,其中不乏产生重要影响且至今价值不菲的著作,比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闻一多的诗集《死水》,徐志摩的诗集《猛虎集》、《云游》,梁实秋的文艺评论集《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陈梦家编的《新月诗选》等。叶公超选编的《近代英美短篇散文选》,以及他和闻一多合编的《近代英美诗选》都是新月书店出版的。1928年《新月》第1卷第6期刊出《英美近代诗选》的广告:

“这两本诗选的目的,是在介绍近代英美诗中最能引起我们兴趣的作品”,“闻一多先生在新诗坛里的地位早已为一般人所公认。叶公超先生又是中国唯一能写英文诗的诗人,他们两位把这精选拿出来贡献给大家,不是文艺界的幸福是什么?”

因此,无论从叶公超发表在《新月》的文章看,还是从他与“新月派”同人的交往以及他在新月书店出版的著作看,作为《新月》中人的叶公超,知识渊博,才华出众,视野开阔,对英美文坛的熟稔如数家珍,播散西方文明,又不乏本土关怀。《新月》时期的叶公超,擅长书评,文学批评能入肌理,不从现成的理论出发,而从具体作品入手,精细而不琐碎,宏阔而不空洞,呈现一个文学批评家的才情与识见。

二、英才勤作育,水木清华地

1929年秋,叶公超离开上海重返北平,为设立在北京大学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做英美文学讲座,第二年秋始任清华大学外语系专任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35年叶公超在清华大学任职满五年,故按惯例去欧美游学一年。1936年夏返北平,被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聘为外语系主任、教授。1937年7月北平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大,叶公超任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和教授,并主持行政工作到1940年6月。从教学时间长短和学术成就大小看,
叶公超无疑属于清华学人。1930—1940年是他大学从教的“嘉年华”,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相得益彰,人才培养有突出贡献。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叶公超,文学编辑、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三位一体,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带来可资借鉴的范式。

首先,主编《学文》杂志,培植文坛中坚力量,为“京派”文人集聚和《文学杂志》创刊奠定基础。

1977年10月16日,叶公超在中国台北《联合报》副刊发表了《我与学文》一文,述及《学文》杂志创刊的初衷和特色。“民国二十二年底,大伙在胡适家聚会聊天,谈到在《新月》时期合作无间的朋友,为什么不能继续同心协力创办一份新杂志的问题”,“《学文》同人,除了《新月》的原班人马,新人中有个朱孟实先生。”可见《学文》是徐志摩之后“新月派”的同人刊物,秉承《新月》之余脉。《学文》重诗,但不轻文,“《学文》对诗的重视也不亚于《新月》。诗的篇幅多不说,每期将诗排在最前面,诗之后再有理论、小说、戏剧和散文,已成为《学文》特色之一。”《学文》杂志仅存四期,但为文坛推出了一些重量级作品,繁荣了创作,活跃了批评,扶植了文坛新生力量。林徽因的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废名的小说《桥》,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卞之琳的译作《传统与个人才能》,曹葆华的译作《诗的法度》,萝蕤的译作《诗的名称与性质》等发表在《学文》上,此外叶公超的《从印象到评价》,闻家驷的《波德莱尔——几种颜色不同的爱》,钱钟书的《论不隔》等都是有学术含量的论文。在《学文》发表新诗的多数是“新月派”诗人,如饶孟侃、陈梦家、林徽因、方令孺等,但也有臧克家;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杨振声等老作家有新作支持《学文》,学生才俊钱钟书、季羡林、何其芳、赵萝蕤、曹葆华、吴世昌、唐兰等在《学文》上渐露头角。《学文》杂志的执行主编是叶公超,编辑部的地址在北平西郊清华园,发行人是余上沅。《学文》杂志有两个突出的地方:一是新诗和诗学论文在编排上一前一后比较醒目,体现主编的办刊趣味和追求;二是对学生才俊的扶持不遗余力,1930年代卞之琳、何其芳、废名等北平“前线诗人”借助《学文》一一登场。叶公超主编的《学文》杂志,不失为《新月》的余脉,对朱光潜后来主持“读诗会”和主编《文学杂志》产生积极影响,成为“京派”力量集聚的先声。

其次,躬行“实际批评”,增强文学批评的学理性,为文学批评正名。

叶公超的文学批评走的是“实际批评”的路子,贴住具体作品说话,不作过度阐释。前已所述,他在《新月》发表的多数是书评,这为他开展文学批评奠定了良好的学风。1934年9月29日,他在天津《大公报•文艺》上发表《谈书评》一文,认为书评的大忌是“借题发挥”,“抓住书里无关紧要的几点大发议论,故作批评的姿态”,而真正的书评家是“实际的批评家,他最高的贡献就是把一部新出版的著作放在以前所有同类的名著中评衡它的价值,他的工作的性质是历史的,比较的,评价的。”叶公超的文学批评观,于此可见。在《泪与笑跋》一文中,叶公超认为梁遇春“他的文章与他的生活环境并不冲突;他从平淡温饱的生活里写出一种悲剧幽默的情调本是不稀奇的事。”叶公超的这篇书评,落到实处不蹈空,有理论发现,但对理论的阐释以不溢出作品的边界为原则。因此,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源自书评,这种可短可长贴住作品说话的文体,既是叶公超文学批评风格的最初呈现,也对当时文坛抽象理论泛滥有反拨作用。

1929年秋,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邀请,英国“新批评”家瑞恰慈来到清华大学外文系授课,主讲文学批评。借此契机,叶公超致力于文学批评的学理性建设。最能体现叶公超“实际批评”观念的是《从印象到评价》一文,该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批评与法则”,二是“实际批评与印象的考验”。叶公超认为“现存的批评文字大致可以分为理论的与实际的两种”,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普列哈的《艺术论》,托洛斯基的《文学与革命》等,都是前人的理论,这些现成的法则不构成实际批评的标准,只能做方法上的参考;因此批评要从阅读作品的观感出发,这种阅读观感叶公超用“反应”一词来概括,认为“批评者首要的责任就是考验自己的反应,追究自己的感觉”,“也许需要在不同的心理状态之下重读他所要评价的作品,也许他还要去读别的同类的作品来确定他的反应”,接着叶公超指出这种基于“反应”的批评的内涵:“一,关于作品与作家的各种事实;二,已往所有同类的作品以及当时的评论;三,批评者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环境。”叶公超的“实际批评”,即从具体作品入手,基于反复阅读、比较阅读的“反应”,不把某种现成的文学理论当作批评的尺度,而致力于考察作品沉淀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当下生活中的价值。在《从印象到评价》一文中,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注释,这个注释交代了此文写作的背景与动机:“现在各大学里的文学批评史似乎正在培养这种谬误的观念。学生所用的课本多半是理论的选集,只知道理论,而不研究各个理论所根据的作品与时代,这样的知识,有了还不如没有。合理的步骤是先读作品,再读批评,所以每门文学的课程都应该有附带的批评。”可见叶公超倡导和躬行“实际批评”,也有基于文学教育改革的构想。《从印象到评价》是叶公超文学批评的代表作之一,温源宁认为“他最近的评论文章尤为值得注意,例如,他在作为评论论据的印象和作为评论方法的印象主义之间划出的界限,就很可能具有永恒价值。”也有学者认为,作为《学文》的主编,“叶公超虽然仅仅写了《从印象到评价》一篇论文,但这却是代表他对文学批评的主要见解,写来很费功夫。”这些都是知人之论。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数量不丰,他有名士才子气,不轻易落笔,但多数作品经得起历史考验和淘洗,叶公超是以质取胜的文学批评家,他的《从印象到评价》、《论新诗》和《再论艾略特的诗》都是可传世的作品。

再次,文学教育惜才爱才,善为学生创造机会,人才培养卓有成效。

陈子善认为,作为清华学人的叶公超,“培养了整整一代优秀学人。”莘莘学子因得到叶公超的悉心培养而成才者不在少数。曹葆华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1年入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1935年毕业。从1933年10月到1936年3月,他以清华大学诗与批评社的名义,创办了《北平晨报•诗与批评》副刊,共出74期,大量译介了瑞恰慈、艾略特、瓦莱里等西方现代主义诗论,这一副刊成为北平现代主义诗歌的主阵地。叶公超是清华大学诗与批评社的指导教师之一。曹葆华在叶公超、温德的指导下,把西方前卫的诗歌理论如瑞恰慈的语义分析、艾略特的现代诗论、后期象征主义瓦莱里的纯诗理论等翻译给国内诗坛,这些译作后来结集为《科学与诗》和《现代诗论》出版。叶公超还为曹葆华的《科学与诗》作序,序文写于1934年7月2日的清华园。叶公超在序言中说:“我希望曹先生能继续翻译瑞恰慈的著作,因为我相信国内现在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这里既有叶公超的眼光,又有为师者对学生的鼓励。从《诗与批评》副刊所刊载的诗学译文看,曹葆华不负叶公超嘱托,做出了成绩,以一己之力译介了T.S.艾略特、瑞恰慈的诗学理论及新批评理论,对国内诗坛学界接受和实践西方新批评方法,起到了推动作用。

卞之琳走向诗坛并成为著名诗人,最初得益于徐志摩和叶公超对他的赏识。1929年卞之琳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1931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身亡,叶公超接替徐志摩讲授英诗课程,他对勤奋好学的卞之琳不吝嘉许。在叶公超的指导下,卞之琳在《新月》发表了《魏尔伦与象征主义》、《恶之花拾零》等作品,在《学文》上发表了译作《传统与个人的才能》,尤其是后者,叶公超亲自校订,并把文前的一句拉丁文motto翻译出来。卞之琳1930年代中后期新诗创作风格的转变,受益于叶公超,“是叶师第一个使我重开了新眼界,开始初识英国30年代左倾诗人奥顿之流以及已属现代主义范畴的叶芝晚期诗。”经由叶公超的培养和扶携,卞之琳成为北平“前线诗人”的佼佼者。

叶公超善于为学生创造机会,搭建平台,以其独有的眼光给学生指明道路。叶公超在《学文》杂志第二期的《编后记》中提到,“本刊决定将最近欧美文艺批评的理论,择其比较重要的,翻译出来,按期披载。第一期所译的T.S.Eliot:《传统与个人的才能》、本期的Edmund:《诗的法典》都是极重要的文字。另有老诗人A.E.Housman《诗的名与质》的译文一篇,拟在下期登载。”引导青年才俊发挥专业特长,结合诗坛实际,翻译欧美现代主义诗论,是叶公超促进学生成才的有效方式。李赋宁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后来成为英语语言学史研究的权威专家,也是叶公超引其入门,“我上大学四年级时,又曾选修叶先生讲授的‘印欧语系语言学’课程,这又是一门新课,是文学以外的一个新的领域。叶先生讲得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引导学生进入这一高深的学术园地。”此外,钱钟书、季羡林、林庚都出自叶公超门下。

三、文苑称雄杰,岭南一枝春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叶公超,他的教育背景不容忽视。1904年10月20日叶公超出生于江西九江,名崇智,字公超,其父叶恭紃生于番禺,年轻时曾在广州和胡汉民、其弟叶恭绰一起经营萃庐书社,算得上新派人物。叶公超幼年失怙,全赖叔父叶恭绰抚养成人。1912年年仅9岁的叶公超去英国读书两年,1914年又去美国念书一年,1917年考入国内著名的南开学校。1920年他再次踏上美国,在美读完高中;1922年夏入读美国爱默思大学,1925年获得学士学位。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于此执教,叶公超受其影响,研习现代诗,并出版英文诗集“Poems”。同年秋,他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玛地兰学院攻读文艺心理学,1926年获硕士学位。在这里,叶公超结交了亦师亦友的英国著名诗人、批评家艾略特。从爱默思大学到剑桥大学,叶公超所受的教育是英美人文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形塑了他自由开放的精神气质和严谨不苟的学术品格。

学者孙玉石认为,“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潮影响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对以法语为中心的法国象征派诗的接受,到后期象征派诗对以英语为中心的英美和德国的现代派诗的接受‘中心’转移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1930年代初主要接受以瓦雷里、马拉美为代表的后期象征主义诗歌;而从1930年代中后期到1940年代主要接受以T.S.艾略特、奥登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上述两个“接受”表征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带一路”,对法、德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和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接受,是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双轨道,而引领中国新诗与世界诗歌接轨的是梁宗岱和叶公超。梁宗岱为中国现代诗学做出的贡献,学界已有公论,此不赘述;而叶公超却不为学界重视。“九叶派”诗人辛笛认为叶公超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提倡和发展,应该记上一笔。那么,应该记上哪一笔呢?

第一,研究、翻译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诗论,为中国新诗和现代诗学提供新的参照系。

叶公超是国内第一个与艾略特有直接交往的学者,艾略特的绅士气质和名士派头也给叶公超以影响,在徐志摩眼里,叶公超是艾略特的信徒。1932年叶公超在《施望尼评论四十周年》一文中,第一次提到和他有直接交往的艾略特,称他是诗人兼批评家;同年叶公超又在《美国诗刊之呼吁》一文提到艾略特,用“新知觉的探索、新方法的表现”来概括艾略特诗歌的风格。叶公超对艾略特诗歌研究的学术深度,以及他对艾略特在文学史地位和影响的预见,为当时多数同行学者所不及。1934年4月叶公超在《清华学报》发表论文《爱略特的诗》,1937年4月叶公超在《北平晨报•文艺》发表《再论爱略特的诗》,这两篇论文时至今日依然是研究艾略特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基于学术层面的考量,许渊冲认为“叶公超是第一个把艾略特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叶公超研究艾略特诗歌的论文,数量上不多,但学术含量高,比如他认为“爱略特的诗所以令人注意者,不在他的宗教信仰,而在他有进一步的深刻表现法,有扩大错综的意识,有为整个人类文明前途设想的情绪”,这个论断体现了叶公超敏锐的眼光,至今为学界认可,并成为研究爱略特诗歌的经典援引。

值得一提的是,叶公超指导学生赵萝蕤走进了艾略特诗歌的世界。

赵萝蕤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两年后转入英文系,四年后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师从叶公超、温德教授。1936年赵萝蕤翻译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这是国内第一个中译本,并促成了叶公超为译本写了一篇精彩的序,即前文所说的《再论艾略特的诗》。赵萝蕤翻译艾略特的《荒原》,固然受到温德教授的启发,但受教于叶公超更多,“温德教授只把文字典故说清楚,内容基本搞懂,而叶老师则是透彻说明了内容和技巧的要点与特点,谈到了艾略特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青年中的影响与地位,又将某些技法与中国的唐宋诗比较。像这样一句话:‘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这个判断愈来愈被证明是非常准确的。”正因为翻译了《荒原》,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技巧如知性、经验、非个人化等成为1940年代西南联大青年诗人的普遍追求,大大提高了中国新诗的整体水平。叶公超对艾略特诗歌的研究,他的学生赵萝蕤对艾略特的长诗《荒原》的翻译,学界认为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引进过程中的一个具有标志性和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

英国诗人、批评家燕卜荪应北京大学外语系主任叶公超之请来华,他是瑞恰慈的得意门生。1937年7月北平沦陷,燕卜荪随北大南迁昆明,授教于西南联大外语系,直到1940年回英国为止。“叶先生当时担任外文系主任,他的一大功绩是请到英国青年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威廉•燕卜荪到南岳任教。”燕卜荪在西南联大讲授现代诗,他的课程是外语系四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王佐良、杨周翰、穆旦、赵瑞蕻等都选他的课。课堂上,燕卜荪把叶芝、艾略特、奥登、托马斯等诗人的作品以及近代文论进行系统的讲授,让学生大开眼界。燕卜荪的到来,完成了西南联大校园诗人现代主义诗歌的启蒙教育,催生了文学史上有名的“九叶诗派”。

第二,《论新诗》是叶公超文学批评的代表作之一,至今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新诗》一文发表于1937年5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号。此文的问世,叶公超的学生、《文学杂志》助理编辑常风有清晰的回忆:“朱先生在宣布决定创刊号集稿日期请大家尽快写稿时,叶先生说他一定如期交稿。他确实是第一个交了稿子的,就是登在《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一期的那篇《谈新诗》,编委会开会审查创刊号稿件时,大家对他这篇文章一致称赞。创刊号发行后叶先生这篇文章很引起读者重视,编辑部陆续收到几篇讨论新诗的稿件。”从《论新诗》发表的时间看,叶公超已是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兼教授,朱光潜在北平后门慈慧殿三号的家中主持“读诗会”,聚焦于新诗现实问题,尤其是新诗的形式建设问题。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一文中提及叶公超是“读诗会”的参与人之一,并朗诵过英文诗。也许“读诗会”这种氛围触发了叶公超对新诗理论的深入思考。《论新诗》是一篇深思熟虑之作,一经发表即获好评,多年后学人对叶公超的《论新诗》多有肯定,卞之琳认为它是“中国新诗史论的经典之作”,王辛笛认为它是“融贯中西诗理,鞭辟入里,颇多不刊之论。”叶公超之所以对新诗理论的阐发不同于其他诗人和理论家,更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因为他运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提出了解决新诗现实问题的新思路。而这种科学的方法得益于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学术风气,比如,闻一多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诗经》,朱自清用瑞恰慈的理论分析中国古诗的多义性,陈寅恪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隋唐时期的历史与文化。叶公超用语义学、语音学的方法研究新诗,语义学无疑来自瑞恰慈的语境理论和语言的多义性理论,语音学来自他对印欧语系语言学的精通和语音辨别的天赋。如果说,胡适的《谈新诗——八年来的一件大事》以“自然的音节”确立新诗的合法性,闻一多的《诗的格律》揭橥新诗重建的大旗,那么,叶公超的《论新诗》以语义学批评突破了胡适、闻一多的局限——胡适的“自然的音节”是指白话的音节而非诗的音节,而叶公超确立了以语境意义的“音组”来细分新诗的节奏;叶公超以语言“口语的节奏”解决了闻一多格律诗的诗形与诗质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朱光潜是著名的诗学理论家,他的兴趣在“中国诗”的基本原理,而这些基本原理对解决新诗的实际问题却作用有限。叶公超的《论新诗》,启发了他的学生卞之琳、林庚对新诗以节奏为中心的理论长达数十年的探索和创作实践。迄今叶公超的《论新诗》发表整整八十年,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不曾逊色。

第三,叶公超的文学批评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方法和眼光。

1936年4月17日、5月15日叶公超在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音节与意义》一文,对法国象征派诗歌的音节理论提出质疑,对把诗的音乐性凌驾于意义之上提出婉转的批评,认为诗中有损意义传达的音节是“泛滥的音节”。如果把《论新诗》和《音节与意义》两文交互参阅,叶公超所运用的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方法是明显的。可见,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旨在发展理论,这才是他的目的。叶公超作为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国籍专任教授,所任课程甚多,其中有些是具有研究性质的专题课,比如“近代文学专题研究”和“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而前者的教学内容包括“文学中之浪漫心理,现代文艺心理之起源,现代批评中之价值问题与传达问题,由美学和字义学出发之评论,文学之社会性,渥兹华斯以来之诗的理论,等等”,课程设置旨在把学生培养
“成为博雅之士”,“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由此可见,作为清华学人的叶公超,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密切相关。了解清华大学外语系课程设置的培养目标,认识叶公超所担任的专业课程的性质,我们不难发现叶公超的文学批评中跨文化跨学科视野之所在。著名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先生在其《我的比较文学之路》一文中,谈到了1930年代清华大学外语系所开设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中西诗之比较”、“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等课程,认为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产生的标志;同时也提到“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翻译术”是学科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课程,而这两门课,前者是叶公超所任,后者吴宓担任,西南联大时期由吴宓和叶公超两人合任,吴宓负责英译汉,叶公超负责汉译英。2007年乐黛云先生主编的跨文化沟通个案丛书出版,闻一多、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梁实秋、冯至、卞之琳、穆旦、梁宗岱都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单单遗忘了叶公超。因此,对叶公超文学批评的跨文化研究,不失为学术研究的增长点。

20世纪20—40年代,北平的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聚集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粤籍学人,梁启超、黄节、陈垣等饮誉学界,广为知晓;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容庚、商承祚,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张荫麟,留学英国归来的温源宁、叶公超,留学法国归来的梁宗岱,他们或先或后在北平高校担任教职,成为学界新秀,因此有人以“文苑称雄杰,岭南一枝春”概括之。叶公超以其文学批评独树一帜,尤其在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批评上,更是开时代风气之先,影响颇大,在京华粤籍学人中,堪为“岭南一枝春”。

注释:

闻黎明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362页。

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256、257、47、93、15、18、19、20、271、148、222、117页。

温源宁著、江枫译:《不够知己》,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36页。

叶崇德主编:《回忆叶公超》,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55、45、67—68、70、66、22、32页。

卞之琳:《卞之琳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陈旭光:《中西诗学的会通——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许渊冲:《山阴道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197页。

张洁宇:《荒原上的丁香——20世纪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诗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常风:《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84页。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

乐黛云:《跨文化之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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